著名智库批评：美联储“All in”极端措施大错特错

著名智库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发文称，美联储的极端措施恰恰是对新冠危机下经济衰退的错误反应，这将使当前严峻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

在新冠病毒全面爆发的初期、政府刚开始施行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强制关闭企业和学校、居家隔离、旅行禁令)使商业活动大幅减少的时候，政界人士、学者、记者和商界领袖就开始呼吁美联储出手拯救美国经济。

毋庸置疑，美联储在此次危机中可谓是不负众望，迅速掏出一个又一个“重磅炸弹”救市。但米塞斯研究所指出，“也正是这些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

具体而言：

首先，此次衰退是由限制措施对供应面(而非需求面)造成的巨大冲击所导致的。当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开始敦促人们呆在家里，甚至在州和地方官员强制要求人们呆在家里之前，大部分公司已经停止了生产和提供许多商品和服务。政治家和专家们对供应链、专业的物质和人力资源、资本结构和生产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他们只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因而只会求助于他们所认为的“灵丹妙药”：货币和财政刺激。但米塞斯研究所指出，当工人们被法律禁止上班时，印钞并不能创造真正的商品和服务。

第二，人为压低利率并承诺保持低利率，以及购买投资级公司债券等措施，本应有助于公司保持就业水平。但以史为鉴：2007年底，15岁至64岁人群的就业率接近72%，但金融危机后直到2019年底才恢复到这一水平。货币政策的效用是否有12年的滞后性?

第三，诸如一级和二级市场企业信贷工具(PMCCF和SMCCF)等措施，本应维持信贷市场的运转，使银行能够避免超额准备金不断增长。然而事实是，超额准备金从2007年12月的18亿美元飙升至2014年8月的2.7万亿美元。不良贷款是衡量银行业绩的另一个指标，2007年第三季度约为1%，2010年升至近6%，直到2018年第二季度才回落至1%。因此，米塞斯研究所认为，很难将银行业的任何改善归功于货币政策。

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货币扩张通过“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重新分配财富，导致跨期资源配置不符合消费者时间偏好的不良投资，并最终导致价格通胀。此外，如今还面临着“下限”问题：由于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美联储在刺激实体经济活动方面几乎无能为力。(注：“坎蒂龙效应”是指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 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

然而，“不义之财”一如既往地受人们欢迎。尽管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反对，但许多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支持者仍然认为，MMT通过“印钞机”的魔力，让人们无需牺牲就可以拥有想要的一切。

美联储现在似乎还没有人公开支持MMT，但米塞斯研究所指出，主席鲍威尔近期的言论表明，他认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其他旨在扶持公司、产业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政府计划没有区别。美联储只不过是另一个政府规划机构，而不是一个以实现双重目标(低通胀和充分就业)为使命的“独立”的货币当局。

大多数批评美联储近期举措的人认识到，利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抗真正的供应冲击是徒劳的。但就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而言，还有更为根本的原因值得担忧。

长期效应更令人担忧

米塞斯研究所指出，无限制地购买美国国债、政府担保证券和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导致这些证券的价格被人为抬高。就政府债券而言，购买长期债券意味着美联储“钉住了”其收益率。这为政治干预打开了大门，政府以促进社会福利为幌子，推动美联储为赤字提供资金。当然，这会使得增加政府在各种项目上的支出变得更加容易，此外还会产生价格通胀和其他扭曲现象。

正如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所指出的，信贷扩张推动的通胀导致人为的低利率，这会激励企业家过度投资于对利率敏感的资产类别，其收益能力是由人为的高需求驱动的。此外，这还将鼓励银行参与道德风险，投资于有风险的业务(因为“正常”业务的利润较低)，以期待未来的救助。

简单而言，美联储近期为对抗衰退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将产生经济学家杜森贝利提出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即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

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被描述为一种旨在阻止全球经济崩溃的千载难逢的干预措施。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今天，却已是一种寻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或将成为“新常态”。

米塞斯研究所强调称，美联储的极端措施恰恰是对新冠危机下经济衰退的错误反应，这将使当前糟糕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

关键词： 美联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