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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人口老龄化加剧 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成中长期挑战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对“需求侧管理”的着重。在2015年底中国展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新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大规模消费市场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最大的韧性来源,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长期以来,我国在激发消费潜力、夯实国内市场方面,一直缺乏整体性、深层次的改革政策配合。消费政策往往以简单刺激部分领域商品消费为主(典型的是汽车、家电)。但几轮刺激政策下来,往往只是形成了对未来消费的透支,甚至造成了一些局部的负面效果。以汽车为例,我国分别在2009年和2015年开展两轮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2009年购置税减半的效果立竿见影,2010年1月汽车销量同比创下126%的历史峰值;待2011年车辆购置税优惠恢复正常后,当年汽车销量回到零增长附近。直到 2015年10月第二次推出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2016年汽车销量同比回升到14%;待2017年购置税恢复到7.5%时,汽车销量下降到3%;待2018年购置税优惠恢复正常后,汽车销量降至负增长,2019年降幅又进一步拉大至-8.2%(图表1)。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的效果大大减弱,且政策一旦撤出,汽车销量就因前期透支而大幅下滑。近年来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在汽车消费的补贴力度上也愈发“心有余而力不足”。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如何扩大消费做了明确部署:“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其次是“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和“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前者与中长期改革挂钩,大多属于慢变量;后者则能够快速见效,但在一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力度或许有限。“注重需求侧管理”标志着政府全面扩大消费、全面推动改革的决心。

对当前中国消费形势的判断

对当前消费形势,我们有四点判断:

第一,2020年第四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实际GDP的拉动从二季度的-2.4%增至2.57%,资本形成总额的拉动从5%下降至2.49%,净出口的拉动从0.53%略增至1.44%(图表2)。可见,消费贡献以及我国经济的内生动能开始增强。

第二,2020年第一、二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正增长,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在8月才勉强回到0.5%的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消费场情的限制依然突出。第三、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累计增速转正,由上半年的下降1.3%转为增长2.1%。在收入恢复增长的背景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在9月加速恢复至3.3%、11月进一步达到5%(图表3)。疫情对于消费场景的限制有所减弱,这从网上零售占比回落、非实物商品占比回升、餐饮收入增速回升中,皆可得到印证(图表4)。

第三,2020年中国消费结构呈现出极大分化。食品饮料、药品这些必选消费品维持较高增速,受益于疫情的通信器材、体育娱乐用品、化妆品类(所谓“口红经济”),其累计同比不逊于疫情之前。而汽车、房地产的建筑装潢、家电、家具等可选消费,2020年则为负增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装、金银珠宝、石油制品,也对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拖累(图表5)。

具体地,从限额以上企业商品零售额来看,2020年社零的拖累因素集中在:1)原油价格下跌对社零产生了很大拖累,2020全年同比为-14.5%,且石油类消费在限额以上零售中占比达到13%。2)汽车消费也产生了明显拖累,虽然其降幅不是最大的(2020全年同比-1.8%),但在限额以上零售中占比高达29%。这也是11月18日国务院消费刺激政策首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原因。3)服装和金银珠宝合计占比17%,2020全年同比负增分别达到-6.6%和-4.7%,也产生了较大拖累。4)房地产竣工持续负增长,地产相关消费也对社零产生了一定拖累。

第四,央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显示,2020年城镇储户储蓄倾向急速攀升,未见回落。该倾向从2019年年底的45.7%,升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51.4%(图表6)。这是令人担心的一个迹象,不仅仅是疫情冲击的短期问题,而是会不会演变成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2020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餐饮收入”当月同比仅为0.4%;“商品零售”当月同比为5.2%,仍然显著低于疫情前的7.9%。可见,餐饮消费仍然受到较强的疫情压制,居民商品消费意愿回升动能也不是太足。

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倾向成为我国面临的一项中长期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仅是短期内压制居民消费倾向的“顺水推舟”因素。不能寄希望于屡屡爽约的“报复性消费”来扭转乾坤,而须将其作为我国可能面临的中长期挑战来应对。

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是一个中长期挑战

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与美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以人均个人消费支出/人均个人收入衡量)的差异持续拉大(图表7)。2002年,美国居民消费倾向是80.2%,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是78.3%。到2012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居民收入提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到67.9%,美国为78.6%,二者差异显著拉大。2013~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企稳回升,原因在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速出现下滑,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2017~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平稳,而消费性支出的增速却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再度加速下滑。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消费倾向分别为66.3%和78.4%。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是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无论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还是以恩格尔系数为代表的必选消费品占比降低,都预示着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平均消费倾向有下滑压力。此外,至少还有三项因素可能抑制居民的消费倾向。

一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在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下,消费倾向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还取决于预期收入水平。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转型期增速换挡的挑战,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冲击,居民预期收入前景可能受到影响,消费倾向亦会因此而被削弱。

二是,贫富差距扩大。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穷人,贫富分化加剧意味着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降低。目前来看,除了北欧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少数国家,以及1945~1980年这段全球不平等降低的特殊时期之外,西方发达经济体很少能在经济发展中挣脱贫富差距扩大的桎梏。2008~2015年间,中国曾经历过连续7年的基尼系数下行,但事后来看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回落。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并在短期内掩盖了财富向顶部聚集的趋势。然而,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放缓,2016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再度调头爬升,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收窄对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拉动正在减弱(图表8)。

2020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6.9%、7%,与传统服务行业负增长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图表9)。金融和IT行业“逆势增长”或者“一枝独秀”的表现,可能成为加剧贫富差距的一个因素。

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如前所述,贫富分化加剧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会抑制消费倾向。就前者而言,由于通常老年人较青年人财富差异更大,因此老龄化社会通常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以日本为例,虽然经历着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但人口老龄化加剧令其基尼系数仍在不断攀高。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收入再分配调查,日本按再分配前的原始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为0.56,比2005年的0.53进一步上升,且大幅高于2017年美国的0.49,且日本的高基尼系数主要就是由人口高龄化所导致的。在利用征税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等实施收入再分配之后,显示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为0.37,比原始收入计算的系数缩小了34.9%,且其中主要是公共养老金的计入所带来的(图表10)。也就是说,由于日本相对完善的养老制度,帮助平抑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

就后者而言,一方面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不足,可能导致经济潜在增速更低;另一方面中国基本养老金显著不足。社科院《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在缴费率不变且包含财政补助的情况下,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占GDP的比例)在2024年触顶后,将在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图表11)。如果养老金缺口不及时、前瞻、充分地补足,那么可能令中国消费增长的前景更加承压。

房价高企是挤压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居者有其屋”是中国文化中朴素且坚定的理想。在高企的房价面前,青年人的可选消费将让位于住房储蓄,中年人的可选消费也要让位于下一代的住房储蓄,因此中期视角下房价对消费的挤压难以避免。高企的房价无疑是推升近年来中国居民杠杆率的重要因素。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9)》,居民杠杆率水平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关注。计量结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会下降0.3个百分点左右(图表12)。

在讨论高房价挤压消费时,也应注意到另一面:维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对于维持一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房地产市场崩盘不仅成为加剧美国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推手,崩盘后居民资产负债表漫长和痛苦的修复,也直接制约了美国消费和经济的修复进程。就此而言,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不仅为房地产的平稳转身提供了缓冲,也为城乡生产要素深度融合基础上的消费升级提供了助力。2011年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增长一直快于城市消费增长,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大幅收敛(图表13)。若城乡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合、自由流动,必将明显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带来更大的消费提升。

“需求侧管理”的政策含义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着眼于提升消费的政策建议:

第一,居民收入是消费增长的根源,而经济发展是居民收入提升的保障。在中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迁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制造业智能升级,一方面是服务业科技赋能,两方面结合可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从2016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回升,而且服务业的生产率与制造业同步恢复。这一经济转型的红利可以为未来的收入和消费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助力。此外,新型城镇化以及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均会促进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地方流向高生产率的地方,因而可以成为一个看得见、抓得住、落得了地的新增长极。

第二,2015年之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快速恶化阶段(图表14)。一方面,中国总人口数量逐步走向负增长,人口红利渐失。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继续向老龄化发展。尤其是1962~1976年的婴儿潮人口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继而步入老龄化。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15年的9%上升到24%,这个速度与1990~2015年的日本老龄化速度相近(图表15)。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意味着退休后的收入预期重要性提升,需要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大力发展二三支柱养老金,稳定和抬升老年收入预期。如此,在中国快速走向老龄化社会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日本的贫富差距扩大、消费倾向走低的“怪圈”。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9万亿元左右。但按颁布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当前的国资划转补充社保基金,只限定在企业分红和资本运作收益,而且划转企业相对较少,实际补充效果并不明显。当前,(上市非金融)国企的投资回报明显高于民企,进一步提高划转比例有其可行性。而且,在划转充实社保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社保缴纳负担,从而降低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这会为企业投资的持续扩张提供更多支撑。保消费关键在于保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关键在于保民企。而通过国企“输血”社保,社保(通过减少社保费用缴纳)“输血”企业(尤其是民企),会不会带来一番“脱胎换骨”的变化,值得研究。

第三,辩证看待“补贴企业,还是补贴居民”的问题。2019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的支出合计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为 36.6%。这与发达国家民生支出在 50% 以上相比明显偏低。特别是,在本轮疫情救助中,中国更多采取的是补贴企业的形式(着力保障复工复产),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将重点放在补贴居民(尤其是失业人员)上形成鲜明对比(图表16)。于是,在国内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呼吁一度不绝于耳。

我们认为:一方面,补贴企业容易引发市场非中性的指摘,也易于延缓产业结构上推陈出新的进程,因此,大方向上应该逐渐由补贴企业向补贴居民过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国更多地补贴企业,而海外更多地补贴居民,所以中国生产端的修复快于需求端,而海外需求端的恢复快于生产端(图表17)。这种海内外的供需错配,加之中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卓越表现,有利于中国稳定供应链,提高产能利用率,加速经济修复进程。这一中短期的积极效应不应低估。事实上,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超过市场预期就与此不无相关。

第四,随着居民收入的上行,服务消费的占比会逐渐提高。因此,需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上做更多推进。如此,才能突破服务供给上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到服务消费上的“供给创造需求”,以(新型)消费升级对冲消费倾向的下行。

第五,要真正构建高水平的“双循环”的格局,实现消费引领型的中国经济,并不在于数据层面上消费占比的提升(比如由于投资率下降导致的消费率上升,图表18),或是消费增长的提速。其最终落脚点应在于,消费对国内投资的带动作用上,体现为一国产业结构应围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来布局,而不是出口导向或投资引领。

简言之,经过近几年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中国的产能出清和行业洗牌告一段落。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需求侧管理”的大背景。这无疑也为中国向消费主导型经济体的转型扫清了“障碍”。经济增速中枢在“换挡”,但若中国经济走向更多依赖“提质增效”,就能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持续增长奠定更为扎实、可持续的基础。